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跨越11个省区，行程两万五千余里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是这部壮丽史诗中光辉的一章。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亲自缔造并直接率领的一支工农武装。这支工农武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赣西、赣南起义、闽西起义、平江起义所组建的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于1930年8月合编而成。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共约8万人，主要活动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1930年至1931年9月，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一起，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胜利地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代理党的总书记，使“左”倾路线更加全面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但周恩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运用和发展了以往反“围剿”中成功的经验，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仍然取得了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扩大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的大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步步推进战术，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面对敌人空前规模的军事“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极力夸大革命的形势，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抛弃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采用冒险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他们不顾敌人在装备上、人数上大大优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红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无法发挥。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1933年11月，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不久，被调到福建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政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要求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然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坐失良机，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敌人在围攻第十九路军，扼杀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得以从容地调转头来，加紧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左”倾路线领导者仍然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使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曾对“左”倾路线领导者提出过意见，但都遭到拒绝和压制，并被排斥在实际领导之外。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二、转兵贵州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先派遣红六军团西征，一方面打乱敌人的部署，一方面给中央红军长征探路。1934年8月初，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经过湘南、桂北和黔东南，到达黔东与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师，然后进军湘西，发动“湘西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计划要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甬道掩护”、“大搬家”式的夺路突围方式，抬着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行走一二十华里，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蒋介石得悉中央红军转移去了湘西，就在中央红军西行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围堵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但损失很大，及至1934年12月初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时，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二，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859人(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在到达湖南、贵州边境时，减少到3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意图与转移的路线，遂在红军北去湘西路途上的靖县、城防、绥宁、会园一带调集了14个师(其中敌中央军薛岳部8个师、湘军刘建绪6个师)共约16万多人的兵力，布成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2个军约6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让苦战两个多月、战斗力与战斗人员异常削弱的红军，去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硬拼，其结果是不难想像的。

中央红军挺进到湖南省通道县时，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为向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贵州进军，并争取主动创造战机，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红军部队能稍事休整。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县城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否决了“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红军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见。在此之前，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先后说服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所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朱德及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中央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不去湘西，而调头西进贵州。

三、黎平会议

贵州省是汉、苗、布依、侗、彝、水、回、壮、瑶、仡佬、土家、白等48个民族聚居的省份，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当时全省人口不足1000万。统治贵州的地方军阀只为中饱私囊，使地方经济凋敝。1929年全省除有几个面粉、火柴及一二个小型发电厂和一些手工作坊外，几乎没有工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时贵州桐梓系军阀王家烈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主持贵州军政。他与蒋介石及其他军阀矛盾重重，时常兵戎相见。

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及贵州军阀间派系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他们在贵州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了他们防堵红军入黔的力量。

当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进到湘黔边时，蒋介石曾决定以其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率参谋团进驻重庆，统帅川黔各军阀部队堵截红军，并直接电令王家烈部到黔东南防堵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因此于11月上旬在贵阳召集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官员开会，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进行防堵。会议决定，乌江以北的防备由侯之担负责；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负责东路的左翼防务；王家烈所部担任乌江以南东路的右翼防务。

王家烈的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时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2个师15个团，外加侯之担的4个团和犹国才勉强同意抽出的2个团，共计21个团的兵力，而王家烈15个团的大部又被红军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犹国才另有打算，迟迟不肯派兵。直到12月中旬，中央红军打到贵州边境时，黔东南的黎平、从江、锦屏、天柱等几个县，才只有黔军2个团又2个营以及一些“民团”防守。这当然不堪红军一击，更不可能阻挡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右路纵队一军团、九军团经靖县新厂(新昌)、平察(平茶)由界牌进入黎平，于12月14日在黎平县谭溪击溃黔军周芳仁旅1个团(第七团)，以1个营占领黎平县城。主力红军在黎平县城北一带稍事休整后，继续向古顿、婆洞、八飘、鳌鱼嘴方向前进。红九军团一部经中营、高寨、敦寨等地占领老锦屏(同古)。12月25日，击溃黔军第十五团，俘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

红军左路三、五、八军团及军委纵队从播阳出发，经流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随后分几路，于12月15日、16日、17日进入黎平县城。

在中央红军进占黎平县城前，县城的群众听到红军快要进城的消息，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准备迎接红军。两个月前红六军团西征时路过黎平，这里的群众曾听到红军宣讲革命道理，亲眼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知道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群众自动组织起三四百人，列队来到东门外10多里的地方，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接红军大部队入城。

红军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县城的当天，李德等人命令红一、九军团渡过清水江，去湘西的乾城、凤凰地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抵制，该命令没有执行。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胡家商店(现东翘街52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和李德。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议，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部队的整编方案，决定将湘江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撤消红八军团建制；把中央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合并成一个纵队，统称中央纵队。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挥师西进

黎平会议后，红军挥师西进。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签发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第一和第九军团为右路纵队，在占领剑河后，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应于12月底占领施秉地区；要求第三军团、中央军委纵队及第五军团为左路纵队，经剑河县的革东、台拱(今台江)于12月底占领黄平地区。《决定》还规定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协同动作，指出“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岳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中央红军挥师向贵州腹地进击，把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十几万军队甩到了湘西。蒋介石虽然急令黔军王家烈率部到黔东防堵，无奈王家烈的军队是有名的“双枪兵”(步枪加大烟枪)，战斗力极弱，一与红军接触即溃不成军，红军所向势如破竹。12月21日，红军右路纵队一部攻占剑河县城，25日夜，红一军团十五师四十三团攻占镇远县城。26日，一军团二师和十五师围攻施秉县城，并在城外击溃黔军宋华轩团，占领施秉。

红军右路纵队完成对施秉的占领后，军委急令一军团第二师于12月28日协同左路纵队三军团攻占新老黄平县城。其余部队则继续北进。12月29日，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进占余庆县城，大部则经龙溪、凉风哨等地，进抵乌江南岸龙场一带。

左路纵队三、五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于12月22日进占台拱，12月28日在新黄平附近的东坡、五里桥一带击溃黔军杜肇华旅第五、第六两个团后，占领新黄平县城。同日，一军团第二师占领老黄平(今旧州)。

左路纵队在完成对新老黄平的占领后，继续北进，于12月31日入瓮安县境，经老坟嘴进到猴场(今草塘)，其前锋部队进抵乌江南岸之江界河。

随后，军委纵队于31日下午进驻猴场，红军总司令部和部分中央领导人住在猴场宋家湾。毛泽东住在下司街祠堂。

取消错误军事指挥的猴场会议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由西至东横贯全省，江水湍急，两岸或高山或陡坡，谷深水急，险滩相接，形成贵州的南北自然屏障，自古称“乌江天险”。红军进到贵州腹地和乌江南岸后，王家烈惧怕红军“赤化黔北”，急调3个旅1个团沿遵义老君关至南塘头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以阻止红军渡过乌江。还沿江烧毁民房，销毁船只，自以为“拒险固守，可保无虞”。王家烈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必能于南岸收聚歼之效。”侯之担也说：“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此时，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国民党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追至施秉、黄平、镇远、三都一带。广西军阀也派1个军进至都匀、独山一带。

面对红军即将到来的又一严重局势，“左”倾冒险主义者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转战；“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为确保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意图的实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坚持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变。猴场会议事实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军事上对中央红军的错误领导，作出了《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命令红军立即渡江，“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并号召全党全军为实施这一决定而奋斗。

红军总政治部根据会议精神，即日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下发各部，《指示》详尽地分析了贵州白军部队的特点，指出其“士兵生活极端恶化，并受长官极残酷的、封建式的虐待与压迫”等等。《指示》根据贵州白军士兵的特点，制定了瓦解贵州白军的宣传提纲和口号，如“不打抗日白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枪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苗、瑶兄弟不替压迫苗、瑶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等等，要求全体红军战士积极开展瓦解白军的工作，通过写标语、画漫画、散发宣传品、火线喊话等形式，把这些精神“具体化、通俗化的深入到贵州白军士兵中去”。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出《给中央军的黔军弟兄们的信》，号召中央军士兵及黔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建立自己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

这些活动，都为红军打过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革命根据地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