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百年：面朝大海建设“南方之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彭丹妮

发于2021.4.5总第990期《中国新闻周刊》

五老峰下，厦门岛南端，矗立着“中国最美大学”厦门大学。从思明校区的西校门而入，左手边是100年前落成的群贤楼群，一主四从，一字排开，面朝大海。楼群的屋顶是闽南常见的琉璃瓦“燕尾脊”，楼身有西式廊柱，这样“头戴斗笠、身穿西装”的建筑样式，由创校人陈嘉庚亲自参与定下，因此也被称为“嘉庚风格”。

群贤楼的东南方，是建于1950年代的建南建筑群，同样面朝大海，同样是嘉庚风格。当时，陈嘉庚的雄心，要让外国的轮船一开进厦门港，就能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宏伟的主楼建南大会堂，至今仍是厦大师生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等重要活动的场所。

建南楼群的北面，芙蓉湖畔，是21世纪之初建成的现代化钢筋混凝土建筑——以颂恩楼为主的嘉庚楼群，依旧是一主四从。颂恩楼为全校最高建筑，楼顶上是两头高高翘起类似“燕尾脊”的不锈钢飞脊。

100年间，厦大校园里的大楼越建越高，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始终保持了一致的风格，一如厦大百年历史的缩影。不论历史如何变迁，厦门大学始终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一座无法忽略的重镇。

“如果去考察中国所有第一方阵的大学，几乎都位于政治、文化中心，至少也在省会城市，但厦门大学是在一个海岛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跟得上步伐，靠的是什么？是自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大往事》一书作者朱水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卖大厦办厦大

20世纪初，为了“教育救国”，一批文人志士投身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1919年，在北方的天津，严修与张伯苓正式创办了南开大学；这一年，长期在南洋做橡胶生意的华侨商人陈嘉庚也回到国内，着手筹建一所高校。

相较周边的广东、浙江，福建长期是高等教育的洼地。出身于福建同安县的陈嘉庚一直关注闽南地区与华侨子弟的教育，在此之前，他已经创办了集美女子小学、集美中学等多所学校。1919年5月，陈嘉庚再次回国时，正赶上“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最新的社会思潮，创办厦大的事，“不得不急急筹谋，刻不容缓”了。

陈嘉庚操持和运营庞大产业的实业家经历，使得他在创办教育时有一种全面和长远的眼光。100年前，厦大思明校区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被叫做演武场的荒地。但陈嘉庚认为，“教育事业原无止境……将来发展无量”，所以跟政府要了2000余亩土地——尽管那时厦大师生只有100多人。

时至今日，当年的演武场已成为厦门房价最贵、旅游最热的区域之一。而坐拥这片风水宝地的厦大，已拥有三个校区和一个海外分校，占地面积已达9700多亩。厦大的发展，果然印证并已远远超过了陈嘉庚最初设想的蓝图。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吁嗟乎！南方之强！”1921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学生演唱了由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谱曲、化学家郑元贞作词的校歌。歌词表达出陈嘉庚对学校的期望：“南方之强”。这一天后来也被定为厦大的校庆日。

厦大的雄心，更具体地体现在当时校长林文庆的办学方针上，“保证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要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希望各教员及学生均能极深研究”，使厦门大学将来“成为我国南部之科学中心点”。为此，厦大注重延揽国际顶尖人才，在1924年~1925年度的14名理科教授中，就有6名是外籍或欧美留学归国学者。在科学方面也已经有所成果。

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领海面积与海洋资源不输任何国家，但海洋方面人才非常不足，沿海省份应该“奋起直追”。因此，厦大创校不久，就开始进行海洋生物、海洋化学的研究，并很快初露峥嵘。

1923年，厦大的一名外籍教授发现了被认为绝种的文昌鱼，文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同时期，厦大师生还发现并命名了嘉庚水母、林文庆海星。早在1930年代，厦大就成立了生物材料处，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供应生物标本，价格不及西方舶来品十分之一。1933年，太平洋科学协会年会报告评论称：厦门大学近海生物研究院以及各类研究实验室、图书室，使得该所大学可以与欧美诸优等海洋研究所媲美。

1933年，厦大化学系唯一毕业生佘文锵的毕业论文《厦门海水之分析》为中国最早的海水分析记录。次年，化学系一篇题为《文昌鱼之化学研究》的毕业论文出炉，作者是此后入选中科院院士、担任过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1946年，厦大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设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物理三个方向。

与此同时，1920年之后，国学研究开始在学界被重新重视，1922年末，北大将国学划分为四大学科门类之一。林文庆虽出身医科，在西方求学多年，但对国文、传统文化很重视，于是，1925年底，厦大开始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

当厦大的教学科研正开展得蒸蒸日上之时，那些腰缠万贯的华侨们，却没有陈嘉庚原先想的那么慷慨。在经历数次募捐失败后，学校庞大的经费花销压在陈嘉庚一个人身上。相比南开大学初创时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和地产租金等多个资金来源，厦门大学创办的前十年，经费收入的91%都来自陈嘉庚。当时，陈嘉庚几乎是在倾囊办学。厦大成立后，他每年的生意及产业所得的利润，除花红与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皆尽数寄回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所幸当时陈嘉庚的生意正隆，厦大的教授月薪可达400元，讲师和助教的月薪分别是200元和150元。相比之下，彼时的复旦大学校长与专任教授的月薪最高也只有200元，而北大正面临着开不出工资的煎熬。

1926年，由于北京时局动荡，加之学校长期拖欠薪资，北大的一批教授纷纷南下。相较北京，厦门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厦大又提供了颇为丰厚的薪资，林语堂、鲁迅、顾颉刚、陈万里等一批知名学者相继来到厦大国学研究院，令世人感到这阵仗“大有北大南移之势”。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来厦大调查，结论是：基金充足，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及。厦大因此比复旦、南开、燕京等私立大学更早得到政府的立案。在私立时期，厦门大学形成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办学特色，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成为“闽南最高学府”。

但好景不长，不久，世界爆发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生意极大受挫，1929年，累计亏损320万元，资不抵债。当时，汇丰银行和一个财团愿意扶持陈，但要求他停办厦大与集美两校，因办学的资金包袱过重。但陈嘉庚回绝了，并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这个过程中，陈嘉庚想方设法寻找资金来源，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他卖掉了原本为两个儿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被誉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但即便如此，到了1936年，厦大从21个学系削减为9个学系，陈嘉庚感到已实在无力支撑厦大，便将学校无偿捐给政府。

“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

1937年，厦门大学从私立转为国立。“七七事变”的前一天，35岁的萨本栋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立大学校长。萨本栋系出身福州八大名门之一，其伯祖父萨镇冰曾担任中国北洋海军舰艇最高将领，哥哥萨本铁是化学家，堂兄萨本炎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

萨本栋毕业于清华，于1922年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在来厦大之前，一直在清华物理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当萨本栋在清华的老师梅贻琦在内地艰难主持西南联大时，萨本栋也带领厦大在东南一隅顽强支撑。他在清华接受的通识教育的理念、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者谓也”的看法，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厦大的领导。

今年101岁的潘懋元曾担任过厦大副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1941年，潘懋元从广东揭阳出发，步行7天，在中秋节这一天来到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报到。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北部、东部大学都在往西南大后方搬迁，如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高校， “只有一个厦门大学，离我的家乡最靠近”。

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高校都在纷纷计划撤往安全地区，厦大也不例外。因而萨本栋一到任，就要面临迁校的问题。他决定留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而不是往西南去。萨本栋认为，“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要设在交通比较通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与求学。”

石慧霞是厦大档案馆馆长，也是《萨本栋传》一书的作者。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教育部当时并没有给足够的经费支持厦大往西南迁移。更重要的是，萨本栋对于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初衷很清楚，就是希望厦大能为东南诸省和华侨子弟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尤其是考虑到战乱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大学都迁到西南去，东南各省沦陷区的学生都无学可上。

转为国立之后，厦大的资金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1940年，教育部给厦大的年度经费为25.8万元，在当时国立大学中属于倒数第二，且实际只有七成到位，相比之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山大学的这一数字分别是138万元、143万元、146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延揽大师到东南战场前线来，厦大已经不能靠高薪，而是萨本栋本人的留美关系、清华师友等人脉。当时，尽管与西南联大大师荟萃的场面无法相比，但在萨本栋掌校的1937年~1944年，学校新添了傅鹰、谢玉铭、林庚、汪德耀、邹文海等多位名教授，51名教授中有47名来自清华大学，其中超过一半曾留学欧美。

潘懋元在厦大教育系就读本科期间，大一的时候都要修基础课，他的英语是林语堂的一个哥哥林玉霖教的，国文课教授则是施蛰存。《萨本栋传》写到，萨本栋非常注重教学质量，学校教授、副教授全力备课、授课，没有硬性的写论文或科研任务。

2009年，潘懋元曾指出，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学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但在萨本栋治理厦大时，就明确提出：因为经费不足的现实，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厦大对于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而且一个学校的水准，一旦降低之后，要想恢复就要很大的力量。对于培养学生，萨本栋有一套包括学分制、考试制度等严进严出的重视“质”的措施。

萨本栋认为，合格人才首先应该是通才。1938年，厦大转为国立后的第一个校庆日，萨本栋为学生们拟定了20则信条，其中一则是：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读数理，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的人，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国家及人民。

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萨本栋依然想办法充实了厦大的工科。他用三年时间创办了土木工程系、机电工程系和航空系，同时将商业系具体分为工商管理和会计银行两个系。这基于他的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相信中国抗战必定胜利，而胜利后国家需要大量工科人才建设社会。此外，石慧霞说，还有一个考虑是，萨本栋自身是机电工程系出身，创办这个学科能够最大程度地用到自己的资源和所学。

朱水涌形容这一过程是“硬干”。因为师资力量的不足，早期这些新成立的学系常常是一位教授带很多门课。朱水涌特别计算过，发现有老师一周上课时间多达90多个小时。萨本栋本人上过的课程更多，从“普通物理”“微积分”到“电工原理”“交流电机”甚至是英文，被称为“O型”代课者。

非常高强度的教学和行政管理任务、艰苦的物质条件，对萨本栋的身体造成了巨大损害。萨本栋原是清华网球队主力，在斯坦福大学留学期间，他与哥哥萨本铁一起还获得过美国高校“鲍德温杯”网球赛双打冠军。来厦大时，萨本栋正值壮年。但当1941年潘懋元在厦大见到萨本栋的时候，只不过40来岁的萨本栋，当时已经患有风湿病，弯腰驼背，需要依靠拐杖出行了。1944年，疾病缠身的萨本栋离开厦大赴美游历讲学，1949年初，因胃癌晚期去世，年仅47岁。

但萨本栋已经托起厦大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厦大抗战时期是壮大，不是衰退。”朱水涌说。1938年1月，厦大在长汀正式复课时，学校只有9个系195名学生，教师132名，到1944年，学生数量已增至926人，学系增加到15个，教师人数也增加到100多人。后来化学成为厦大的优势学科，就是当时傅鹰这样的带头人打下的基础。

如果说今天的高等教育能从那时期的厦大汲取什么营养，石慧霞认为有两点：一是学校在专业知识传授上要严把质量关；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大格局、大视野，教授们能从论文、课题等科研指标中解放出来，引导学生看到更高更远的东西。

1940年与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举办了两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厦大蝉联第一，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通令嘉奖。厦大“南方之强”的名号由此开始叫响。朱水涌说，厦门大学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的确立，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1944年3月，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造访长汀厦大，葛参观厦大后赞叹不置，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加尔各答以东，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

懂得人的价值

就像建校初期有林文庆、萨本栋这样给厦大注入灵魂的校长一样，1949年之后的近20年间，厦大又迎来一位对其影响至深的校长——王亚南。徐迟在其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称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

尽管参加过国民革命与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王亚南的人生底色仍是一名学者和教育家，是国内《资本论》的首译者之一。潘懋元回忆说，在厦大，王亚南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先写作两小时，早上7点前后会到学校迎接学生。他会用自己的稿费给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买鞋，特别强调学生要有自己消化、吸收知识的自学能力。

王亚南做校长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加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奠定了厦大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1955年，在面向新生讲话时，他就提道：“今天我们所在学校是个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主要是培养研究人员，科学研究人才，你们将来就是要培养成为科学家。”1952年，厦大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恢复了大学学报的出版，推出财经、文史、海洋生物等各类专版。

1956年到1966年期间，学校开展了6次科学讨论会，提倡学术自由争辩，让“科研很重要”思想的传播面和冲击力扩展至全校。当时，厦大的科研活动开展以数学系最为突出，开办了几何函数论、微分方程论等讨论班，每周一次，连续几年不间断。厦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论文，数学系经常占一半。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厦大培养出中国数学界的一位巨星——陈景润。陈景润是福州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厦大数学系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但因陈景润生性木讷、不善表达，被学校辞退，很快回到福州，在街边摆起了商摊。1954年，王亚南在福州街边遇到陈景润，他深知厦大培养的数理系毕业生绝不至于流落街头，于是将其安排到学校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6年，23岁的陈景润发表的一篇《他利问题》的论文，引起学界关注。此后，中科院在征得王亚南同意后，将陈景润调往数学所。1966年，陈景润宣布他证明了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最近一步的结果。1973年，《中国科学》正式发表陈景润的论文，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因此，陈景润的迅速崭露头角，与王亚南爱惜人才、尊重人才有直接关系。

潘懋元住在距离厦大思明校区只有10多公里的一个小区。每周六晚7点半左右，潘懋元的研究生们都会到他家里来，在客厅里开展一场学术沙龙，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学生们搬着高、中、低板凳里里外外坐三圈，在自由的空气讨论学术问题。从1980年代至今，潘懋元家里的沙龙已经举办了30多年，直到最近一两年，他身体欠佳，沙龙的频次才减少。潘懋元举办学术沙龙正是受到老校长的启发。上世纪50年代，王亚南在全国首开了培养经济学研究生的先河，周六晚上，他就经常找研究生聊天。潘懋元说，“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见我是学他的。而且王亚南对学生非常好，非常爱学生。”

在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厦大航空系奉命与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等8大院校的航空系合并，即今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1952年9月，厦大王牌学系——海洋系中的航海专修科与此前成立的集美水专合并，成立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又并入大连海运学院，后更名大连海事大学。海洋系海洋物理组教学研究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调整至山东大学，与山大原有学科组成海洋系，后发展为山东海洋学院，直至今天的中国海洋大学。调整后，厦大共设13个专业。这次调整为厦大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打下基础，成为此后几十年厦大办学的基本模式。

石慧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院系调整过程中，富有远见的王亚南给学校留下了若干位相关学科的年轻教师，这些老师日后都成长为该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军人物，他们延续了厦大的学科文脉，同时也为厦大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4年，厦大教育系奉命调整到福建师范学院，当时身在教育系主持教务工作的潘懋元却被王亚南留在了厦大。王亚南问他，为什么不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后，潘懋元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先河。

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

厦门四面临海，福建又是华侨之乡，新中国成立前，厦大就逐步形成了吸纳侨生，研究海洋的特点。195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厦大正式确立了“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

围绕这一方向，1956年10月，厦大正式成立了南洋研究所，研究东南亚华侨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及华侨所在国的历史、地理等。同年，厦大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面向海外的华侨函授部，主要以函授教育方式培养华侨师资。1960年代初，厦大的海外在学函授生人数比1958年增加三倍多，遍布五大洲十几个国家。从1956年起，厦大招收侨生数字开始扩大，以逐步实现侨生占全校师生三分之一比例的计划。1963年，厦门大学被中央确定为全国13所重点高校之一。

1970年，因院系调整而撤销的厦大海洋系恢复。在院系调整到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厦大海洋学科仍取得了较大发展，尤以金德祥、郑重教授等对于浮游生物的研究，中国海洋化学学科奠基人李法西关于河口硅酸盐的研究为代表。1982年和1983年，厦大分别建立了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专业的博士点。这也是国内这两个专业最早的博士点。

厦大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76岁的洪华生出生于千岛之国菲律宾，中学时光在鼓浪屿岛上的厦门二中度过。1962年，她考入厦大化学专业，改革开放后，报考研究生时，又“游”到了海洋系，导师正是李法西。

得益于导师推荐，1980年夏天，36岁并已有两个孩子的洪华生只身前往美国罗德岛大学海洋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她用4年完成了5年的学业，必修课成绩在全班31名同学中总平均分最高。更重要的是，她了解到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研究海洋对碳的吸收，这既涉及海洋与大气气体交换的物理过程，又有生物对碳的吸收，还涉及营养盐对碳吸收影响的化学机制，且关系到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重大命题。这一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在国内还属空白，洪华生决心回国建设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的新学科，这也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归国的海洋学女博士。

1985年，洪华生回到母校任教还不到一年时，她的导师、海洋化学专业唯一的博导李法西去世。在这种大环境下，洪华生只能从零做起。她注意到家门口的台湾海峡，不仅是国际航运和鱼类洄游的重要水道，也是东海与南海海水和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在国内当时对海洋的研究中，台湾海峡还属空白。在1980年代，两岸关系放缓，研究台湾海峡是大势所趋。1987年，在教育部与福建省的项目经费支持下，洪华生开始对“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上升流生态系统”这一课题展开研究。

从1987年到1990年，洪华生团队通过3年内9个航次的综合调查及实验室分析，探明了闽南——台湾浅滩上升流生态系的结构和特征，项目成果获得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管理部门还用此来指导渔业生产，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对台湾海峡的多年研究，让洪华生意识到强化海洋环境监测和预报能力，防灾减灾也是海洋学科应用的主题。2001年5月，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国家十五“863计划”重大专项——台湾海峡及毗邻海域海洋动力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系统项目示范区落地福建，由洪华生任项目首席科学家。2007年起，风暴潮子系统投入使用，能够实现对福建沿岸37个万亩海堤的漫堤预警，对“莫拉克”、“鲇鱼”等32个台风进程跟踪预警报。另一个子系统——海上突发事故应急辅助决策系统运作至今，为海事相关部门138起海上事故提供落水人员漂移轨迹预测，参与多部门救援831人次。

洪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回国后几十年里，在学科建设上，一直坚持以海洋为特色，“觉得方向是对的，就要抓住它，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做，并尽量做好，这就是止于至善”。厦大海洋百年历史，几代人海洋人不断继承和创新，使得每个时期海洋学科都跟得上时代步伐，成为一流学科。

1998年，洪华生的硕博研究生、在法国深造的戴民汉被她说服回国，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开始研究海洋碳循环，如今，已经成为厦大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部主任、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并于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民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厦大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部现有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海洋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以及生态学，三者均以海洋为特色。2020年12月，厦门大学“台湾海峡海洋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入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择优建设名单，实现了厦大与福建省国家级野外站“零”的突破。

除了海洋学科，新世纪以来，厦门大学在生物医药领域也成果颇丰。厦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夏宁邵团队接连研发出第三代HIV诊断试剂盒、世界首支戊肝疫苗研制、首个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2020年8月，由夏宁邵团队参与研制的鼻喷流感载体新冠疫苗已完成临床试验二期。

开放的厦大

对台研究是厦大紧紧抓住自己的地理区位优势做文章的范例。

1979年1月1日，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标志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历史时期。但截至1980年，整个大陆还没有一家专门从事台湾研究的学术机构。1980年 7月，经过国家批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正式成立，到2004年，改制为台湾研究院，这是海内外最早公开成立的台湾研究学术机构。

厦大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选择厦大成立台湾研究所，首先是因为厦门靠近台湾的区位特点；其次是厦大长期保有的研究台湾的传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厦大毕业生林惠祥就两次前往台湾少数民族居住地考察。1945年后，厦大有不少毕业生到台湾助力经济建设。厦门本身处在闽南地区，台湾人口中近70%都是闽南人，因此厦大研究台湾也有文化上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岸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但厦大一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台湾历史问题。1962 年，为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厦大联合有关方面举办了大陆学界第一次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在台湾研究的资源方面，厦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代初，张文生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当时学校图书馆只订了《中国时报》《联合报》，能看到的都是一个月前的报纸，且只有副教授以上才有资格看。但在厦大台湾研究所，当时就订阅了10多份台湾方面的报纸，不仅对老师开放，也对学生开放，能看到两三天前的信息。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厦大台湾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台湾的历史逐步转向台湾当代政治、经济等。得益于他们对台湾社会的长期深入关注与研究，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厦大台湾研究院两岸民意调查中心通过电话展开两次台湾民意入户调查，再基于科学评估，预测选举结果与实际结果仅有 0.16%的出入。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研究院再次“精准预测”，预计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左右，实际开票结果为赢 79.8 万票。

厦大的台湾研究院与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被视为大陆对台研究的“南北两大重镇”。张文生说，厦大台湾研究院的定位是民间学术机构，更注重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对研究人员也没有太多束缚。在此基础上，也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经过多年发展，台湾研究院形成了“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的研究风格。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也使厦大在吸引国际人才与国际交流领域有着独特优势。1988年，美国人潘维廉第一次从两个陌生电话中知道厦门——这个台湾对面的城市。他的妻子在台湾出生、成长，他也在台湾生活过几年，他觉得这是巧合，很有缘分。这一年，他卖掉美国的公司，途经香港来到厦门。之所以选择厦大，潘维廉说，正源于厦大的开放、包容，这也是厦门人、闽南人的特质。当时，厦大是他了解到的中国唯一一所可以携家人的学校。那时候，厦大正要开设MBA项目，潘维廉希望能教中国学生学习管理、国际贸易等知识。如今，32年过去，他已经是厦大管理学院教授、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荣誉公民。

2018年，潘维廉从过去三十年间写给家人的上千封信中，精选出47封结集出版，书名是《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在信中，他向家人描述他眼中中国的变革。潘维廉说，今年，他预计将有5本书出版，包括《老潘写给青少年的18封信》，有关中国“第五大发明”、重走中国行的见闻等。未来自己将继续向世界介绍中国。

再造南方之强

写着“TAN KAH KEE”(注：陈嘉庚的闽南语拼音)字样的科考船停靠在厦门高崎附近码头，船上装载的巨大天气雷达十分显眼，船长77.7米，宽16.2米，设计吃水5.2米，约3500吨，加两次油几乎可绕赤道一圈，能在所有无冰洋区自由穿行。这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国外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厦大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世界顶级科考船，也是全国综合性高校中第一艘科考船——“嘉庚”号。

坐在首席科学家的房间里，“嘉庚”号的“大管家”——厦大科考船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副院长王海黎讲述着这艘船的前世今生。他于1988年考入厦大海洋化学专业，之后跟着洪华生硕博连读，毕业后在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遥感及生物光学研究，有着丰富的乘坐美国科考船出海的经历。

王海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所以要建造“嘉庚”号，是由于厦大出海研究因为科考船而受到严重制约。1990年代，厦大只有一艘木质船改造的“海洋一号”，能乘坐二三十人，但师生们无法采样后在船上开展实验，由于吨位小，这艘船连台湾海峡都到不了。同期，中国海洋大学的“东方红2”号科考船吨位达3500吨左右，能抵达深海大洋。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当年中国科考船的水平与之仍有明显的代际差距。2010年，王海黎回国后，厦大已有了“海洋2” 号，但同样因为吨位小，只能到近海。另一个大背景在于，2010后，中国海洋科学迎来黄金发展期，国家层面有着走向深海大洋的战略部署，作为中国海洋科学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厦大不能错失机会。

“嘉庚号”从2012年开始设计，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耗资约4.15亿元。建造“嘉庚”号的最大困难在于资金。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资金来源于学校办学经费和政府支持，及少量校友和企业捐赠。在王海黎看来，“嘉庚”号的诞生很像百年前陈嘉庚创办厦大的过程，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嘉庚精神。

自2017年5月投入使用以来，“嘉庚”号共完成30个左右航次，海上航行时间超过900天，几乎达到国外最繁忙科考船水平。它的作用不止于此。2018年，依托“嘉庚”号，厦大开设了面向本科生的“海丝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海上实习实训项目。”王海黎说。首届“海丝学堂”是海洋与地球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学生到南海北部展开实习；2019年，第二届“海丝学堂”航线为“厦门-三亚-马来西亚-厦门”，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海丝学堂”连接起了厦门大学校本部与马来西亚分校。

2013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正式邀请厦大到马来西亚创办分校，2016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式开学，这是第一所中国大学在海外设立的分校。而“嘉庚”号则被厦大师生昵称为“海上厦大”，是厦门大学除三个校区和一个海外分校之外的“第五校区”。除了入海，还有上天，2020年12月22日，厦门大学发射了国内高校首颗近海与海岸带遥感卫星“海丝一号”，这意味着厦大海洋观测能力从水下、海面向太空延伸，可以构架天海一体化的立体化海洋观测系统。

2019年4月23日，可回收重复使用的“嘉庚一号”火箭在中国西北部沙漠里的一片无人区升空，这是由厦大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尤延铖带领的团队研发而成。2008年，厦大复办航空系，2015年，正式成立航空航天学院，这是继50多年前院系调整后的再次出发。

尤延铖说，“嘉庚一号”项目得以成立，离不开厦大开放的学术环境。学院的科研到款经费，虽然看着数量多，但绝大多数都要完成指定任务。但“嘉庚一号”是学校出的钱，学校近年选出了一些可能对厦大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重点团队，从“双一流”建设经费中给予每年1000万的稳定支持。用途也比较灵活，报备即可。“给一个优秀的团队一笔钱，也不束缚它的用途，确实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在“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长三角、珠三角的高校凭借当地雄厚的经济实力，纷纷发力，上升势头迅猛，厦大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以海洋学科为例，2020年8月，中国最大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 “中山大学”号在上海下水。近几年，中山大学先后建立了7个涉海学院，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海洋高层次人才加盟海洋学科，其中包括7名院士。复旦大学也于2018年成立了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浙江大学则在舟山校区建立了海洋学院……

在戴民汉看来，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全国各高校的海洋学科蓬勃发展，可谓百舸争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总体而言，厦大的海洋学科虽体量中等，但高层次人才密度高。近年来，厦门大学提出，“海洋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重大创新领域”，力争把更多学科“拉下海”，跨界融合海洋学科，实现突破创新，提升海洋科技内核实力。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此表示，面对竞争，在量和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厦大要内涵发展，更加关注质，同时要特色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每个学科的领域足够广、创新空间足够大，最终不同学校将会在不同领域形成它的特色。只要把这些做好了，形成我们的特色，就有属于我们的舞台。”

(本文参考了《厦门大学校史1949—1991》、《陈嘉庚传》、《厦大往事》《萨本栋传》《启航问海》《碧海生命乐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史》，并感谢厦门大学孙世刚院士、史大林教授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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