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太湖中华鲟保育基地工作人员给中华鲟打针

小朋友们跟荆州太湖中华鲟保育基地的中华鲟互动

志愿者丁雪雁一家 从武汉赶到荆州参加中华鲟放流活动

在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的目睹下，一尾尾中华鲟滑进长江

会议嘉宾观赏荆州太湖中华鲟保育基地的二代中华鲟

嘉宾们观看长江流域重点水生保护动物分布图

从恐龙时代走来、如今命运堪忧的长江中华鲟，有了专属的保护日。3月28日，中华鲟保护联盟2020年度工作会议在荆州召开，会上签订了《荆州中华鲟长久性保护基地项目三方协议》《海洋馆中华鲟保育宣传协议》，并决定将3月28日定为“中华鲟保护日”。

现场 湖北已累计放流中华鲟500余万尾

3月28日上午，长江荆州段，一场中华鲟和长江鲟放流活动，在沙市汽渡码头举行。

97岁的彭婆婆牵着小狗，坐在增殖放流江滩旁的砂石上，目睹了放流全过程。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小时候，每次她坐木船过江，几乎都会看到船头船尾簇拥着一群群“江猪子”（江豚）。有时候长江鲟也会露出水面，泛起一个个水泡。

这样的景象，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令人痛心。彭婆婆家就在码头附近，这里只要有放流活动，她都会过来看一看。“大的小的鱼儿，翻翻滚滚，再一滑溜蹿进江里，开心地游回家去了。我看着也开心。”她说。放流活动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鲟、江豚等水生生物资源的珍贵性，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除了本地市民，此次增殖放流活动，还吸引了不少积极参与中华鲟保护活动的志愿者们。丁雪雁一家来自武汉，为了让女儿从小培养爱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她和丈夫带着女儿，来来回回搬了四五次水箱，放流了近20条中华鲟和长江鲟。

记者了解到，此次放流活动，共放流长江中华鲟子二代2020尾。其中，120-150厘米规格20尾，年龄为4龄，体内均被注入了芯片跟踪卡；30-35厘米规格2000尾，年龄为5月龄，都被标上了十进制编码鱼类标记线。

此次还放流了长江鲟1000尾，规格60-80厘米，年龄为2龄，也都被标上了十进制编码鱼类标记线。

1984年，我国首次实施中华鲟放流，为之后补充中华鲟自然资源、实现中华鲟可持续繁衍生息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方德宏介绍，近40年来，湖北已累计放流中华鲟500万尾以上。此次放流的中华鲟、长江鲟子二代，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提供。它们通过滑道游入长江，预计3个月后可游到入海口。

现状 连续四年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

前日举行的中华鲟保护联盟2020年度工作会议上，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介绍，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旗舰物种，长江中华鲟野外亲本数量目前仅存20余尾。从2017年起，连续4年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葛洲坝下洄游亲鱼数量进一步下降，自然种群规模急剧减少。

危起伟说，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不得已改变上溯至金沙江产卵的习性，在葛洲坝下进行自然繁殖。此处也成为已知的全国唯一中华鲟天然产卵场，有关部门在此建立了中华鲟核心保护区。2013年，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首次中断。2013年-2015年，连续3年未发现中华鲟自然产卵。2015年底，由原农业部发起的中华鲟产卵场科考，仍然未有发现。不过，2016年4月，长江入海口检测到野生中华鲟鱼苗的踪迹。2016年底，葛洲坝下再次检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但数量很少。

之后几年，坚守在葛洲坝下的科研人员监测发现，洄游到此的中华鲟自然种群规模急剧减少。2020年仅监测到13尾，比前三年更少。

“去年，我们在葛洲坝下至夷陵长江大桥江段、仙人桥至孙家溪江段，派驻渔船6艘，出行378船次，捞网1112次，渔获物10513尾，鱼重2721.7公斤，未发现食卵鱼消化道中存有中华鲟卵。”危起伟说。去年10月28日至今年1月10日期间，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食卵鱼解剖、江底采卵、水下视频监测、水声学探测等方式，竭力寻找野生中华鲟的踪迹，可惜一无所获。

自葛洲坝截流以后，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下降。“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华鲟有近1万尾，80年代减少到2000尾左右，90年代只剩下200-300尾，目前更是只有几十尾。这个变化太惊人了！”危起伟说。

拯救 湖北中华鲟人工保种规模全国最大

中华鲟保护联盟成员单位——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前日再次开启社会化参与“护航中华鲟”行动。除了中华鲟放流活动，还组织参会嘉宾和志愿者参观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荆州太湖中华鲟保育基地。这里也是农业农村部中华鲟保护与增殖放流中心。

记者在保育基地看到，体型巨大的中华鲟形态威猛，背部的骨板犹如龙脊。但它们性情温驯乖巧，配合潜水员完成各项任务，还不时与参观者们隔着橱窗互动。

据介绍，该保育基地收集蓄养了中华鲟野生亲体10余尾，自然繁殖幼苗300余尾，人工繁殖子一代群体1000余尾。

“我们给它们喂食、打标和打针。打标是为了方便监测追踪，打针是防止它们生病。”基地工作人员刘宝强对记者说。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方德宏介绍，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中华鲟人工保种基地11个，人工养殖子一代中华鲟2132尾，占全国的64.8%。其中，荆州辖区内保护的中华鲟一代人工种群尾数，约占全国总数70%。

2019年，湖北发布《全省长江水生生物保护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全省长江经济带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长效机制的行动方案》，建立起长江水生生物联合长效保护机制。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介绍，我国对中华鲟实施全面保护近40年，沿江各省共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近700万尾。1999年，农业农村部在荆州建立中华鲟保护与增殖放流中心。至2020年，该中心共投资6000多万元，建成中华鲟大型巡游水池暨实验楼“长江楼”，它是全球单体最大的鱼类养殖实验系统。

举措 荆州将建设高规格中华鲟保护基地

为了保护和拯救中华鲟，延续中华鲟种群繁殖，针对中华鲟产卵频率降低、洄游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自然种群急剧衰退的现状，201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编制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行动目标等方面提出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保护行动措施。

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杨海乐告诉记者，根据《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近几年，长江水产研究所积极推进建立中华鲟保育区的规划，计划从部门协调、区域布局等方面，完善中华鲟长效保护机制。

其中，在中华鲟保种与增殖放流基地建设方面，将基于中华鲟的遗传管理，建立不同年龄梯度的中华鲟人工群体5万尾，其中15龄以上中华鲟个体数量不少于5000尾；在海水养殖工船平台建设上，基于中华鲟“陆-海-陆”接力保种关键环节，构建中华鲟海水养殖设施，掌握中华鲟在海水养殖环境下的行为特征和生长规律，从而形成环境控制、投饵、疾病防控、日常管理等养殖规范。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表示，要加快落实中华鲟和长江鲟保护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以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为代表的物种保护长效机制，切实提高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能力，加快恢复母亲河长江的生机与活力。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力争通过3年时间，在荆州建成高规格的中华鲟驯养繁育、野外驯化、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对外交流等六大基地。

展望 十年禁捕是生态修复的重要窗口期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是我们侵占了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涉水工程、过度捕捞、水质污染等人为伤害，会给动物的生存环境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危起伟说。长江十年禁捕政策，对于中华鲟意义重大，让它们顺利地放流后，再可以顺利地游回来。

危起伟同时认为，禁捕只是一种被动保护方式，它对于生境条件尚在、生活史周期短的水生生物保护作用更大，而对于中华鲟等生境条件被破坏、生活史周期长的水生生物，亟需落实主动保护措施。

“1981年-1982年，限制中华鲟繁殖的主要因素是过度捕捞；1983年-2000年，环境承载能力变成了最大的约束；自2001年起，性腺退化成为阻碍中华鲟繁育的最关键因素。”危起伟说。葛洲坝的阻隔导致中华鲟的洄游路线中断和产卵场大量丧失，上游梯级电站改变了水文节律，“滞温效应”导致中华鲟产卵窗口错位，而三峡蓄水带来的清水下泄，改变了河床质硬度和河床充塞度。

在最新一期《湖泊科学》发表的论文中，危起伟指出，比起陆地生态系统，我们对水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淡水生态系统的了解和重视远远不够。“如果保护中华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那么中华鲟人工群体的可持续、野生种群的恢复，都可能落空。”危起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