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抢渡乌江的红军，在遵义城得到了宝贵休整期。抓住这一关键时机，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与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转折。

离开黔北小城瓮安，我们来到红色圣地遵义，在城中心的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９６号，门楼上六个大字——遵义会议会址，熠熠生辉。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一幅题字。它定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基业的坐标，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圣地。

通向胜利的道路总是曲折的。１９３４年底的湘江战役空前悲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６万人锐减为３万多人，进入贵州时，要面对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兵力悬殊为长征以来之最。中国革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1935年1月15号，在这座原本属于黔军军官柏辉章的官邸，与会者们展开争论。

会上博古做了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但是报告过分强调了客观原因，没有从主观分析自己的失误，后面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张闻天也发言，总结了五次反围剿军事上的左倾错误。

会议第二天，一直在听大家发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一口气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生动的批评李德、博古，“不了解中国实情，在地图上靠铅笔画直线来指挥军事斗争”，并把这些错误归纳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撤退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叫花子，不能和龙王比宝”，面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毛泽东说：我们穷人要有穷人的办法，不能和有钱人这么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第三天，做出四个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同期声】遵义市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波

它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正文】这是一个伟大转折！然而那一夜，遵义城的军情紧急，会议的决定甚至还来不及广泛传达，红军将士们已经准备好出发的行囊，北上甘肃、陕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迎接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不同的是，这一次在正确的指挥下，红军将突出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