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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在纪念海子。
在诗歌被废黜的年代，这很诡异。人们只记得海子，却忘记了这个光环背后的另外一个诗人——骆一禾。
海子的成名，离不开一个“伯乐”，就是他的好友骆一禾，也是那个年代的诗人，同一年去世。接触过骆一禾的人甚至甚至说，骆是一个“近乎完美人格”的人。
海子身后的成名与骆一禾奔走于募捐、演讲、出诗集有很大的关系。骆一禾是海子诗歌最重要的发掘者、阐释者和传播者。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第二天，骆一禾去山海关处理了遗体。“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海子在遗书中这样对骆一禾说。
骆一禾在短暂的一个多月里整理好海子的长诗，而短诗交由另一位诗友西川整理。三人曾是北大的诗歌“三剑客”。
“我在天路走着我自己。”骆一禾在自己的长诗《世界的血》中这样写道。遗孀张玞说，这句诗很贴切地形容了骆一禾的身前和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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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在生前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西川这样说过。
其实，当时有一批四川的诗人认为，海子的诗歌水分很大;而北京的一些诗人认为海子写长诗是不合时宜的。海子还和那些人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诗作被无情地嘲讽，这很打击自视甚高的海子。
相较而言，《十月》文学杂志的编辑、年轻人诗人骆一禾的名声已经很大了。
在位于皂君庙旁的骆一禾家里，海子坐在床头生闷气。骆一禾拿起海子的诗，朗诵了几句，然后对海子说，“你的诗，多好啊!”
而骆一禾的老婆张玞，是想不通的，一个男人怎么能对另外一个男人那么好呢。毕竟男人之间，是不善于交心的。海子被外界否定后，比较合理的场景应该是：
骆一禾拍拍海子的肩膀，然后说一句，“哥们儿，这事儿也就算了，就当是屁放了。”
然而，真实的场景却是，骆一禾不断地安慰和鼓励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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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一禾温文尔雅，认识他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人，对同学、朋友、恋人都相当温和与宽容。
很多人并不知道，骆一禾算得上名门之后，在诗歌界被称为“中国诗坛最后的贵族”。他的父亲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发改委)前主任骆耕漠。
在大学时期时，骆一禾带同学到家里玩，但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按照他二姐骆小予的话说，“因为小时候经历过文革，不像现在很多高干子弟那么张扬。”
比如在1974年10月，带着“右派”帽子的经济学家顾准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没有医院敢接收，同样带着“帽子”的骆耕漠到处求人收留顾准。
骆一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1961年2月6日，他出生在北京，取“一禾发千枝”之意。文革时，父亲被批斗，骆一禾也经常被欺负，在展览路一小读书放学时，被其它孩子追着打。他就待在家里，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
1969年年底，骆一禾跟随父母下放到了河南农村，3年后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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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18岁的骆一禾考进北大中文系，班主任是曹文轩。
同一年，安徽省安庆文科第一名，15岁的农村小伙儿查海生，考进了北大法律系。
两人在1981年左右结识，并都开始创作诗歌。据说，当时是小一届的中文系学生张颐武带着海子，找的骆一禾。海子写了一首诗《山的儿子》，要请教下骆一禾。
1983年大学毕业，查海生(海子)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随后又调入哲学教研室当老师。而骆一禾在《十月》杂志做编辑。
诗歌评论家西渡说，当时广州的《花城》和北京的《十月》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骆一禾最初在《十月》杂志负责西南地区的小说发掘，后来又创办了《十月的诗》栏目，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黄灿然、万夏、莫非、邹静之等年轻诗人和作家。
骆一禾手稿 5
骆一禾总是认真看完所有投来的诗稿，不论对方是否有名，大都回信，有时长达几页，分析作者的诗歌，这在大部分编辑那里是少见的。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关于诗歌，骆一禾的遗孀张玞更喜欢1980年代，她将之称为“精神漫游”，就是买张火车票就能跑到外地跟人讨论诗歌。
“海子干过这种事情，一禾没干过，但大多时候都是别人来北京找他。”张玞说。当然，也有不少女诗人是喜欢骆一禾的。
骆一禾在大学期间即发表诗歌，后来又做了文学杂志的编辑。在诗歌界其实还有个惯例，就是其他杂志的编辑要交换发表自己的诗，而骆一禾坚决不换，得罪过一些同行。
他的同学柳家旺还回忆了一件事，在1983年毕业的那个夏天，广东诗人李向东邀请骆一禾、何拓宇、柳家旺去玩，当时从佛山回广州的交通并没有那么方便，买不到票。
李向东说，港局有个写诗的朋友，可以去通融一下。
“到了港局，向东对着那人一指一禾，这是北京来的骆一禾，那小子张开就能背出一禾的诗，按照现在的话说，我们当时就被雷到了，石化了。”这位朋友马上提供了三张船票，骆一禾以自己的名气立了功。
“骆一禾的名字应该进当代文学史的，在他面前，海子算个屁!他俩活着我也敢这样骂，海子这个小王八蛋不就是早死两个月吗?把累活都推给了一禾，不像个当兄弟的。”柳家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