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钞票“称斤论两”，不断加码的“彩礼”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整个家完了，彻底完了。”

望着儿子房间门上那个残存的大红“囍”字，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67岁的陈老汉忍不住老泪纵横。

今年春节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里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礼金，给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为此，老两口不仅用尽了毕生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

没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两口为了这11万元礼金发生激烈争执，小儿子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及社会都留下了巨大伤痛。

（1月23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侗寨村民挑着彩礼定亲。梁光源摄）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今年27岁的小安（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去年年底，他和爱人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他告诉记者，由于是自由恋爱，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女方家要的彩礼相对少一些，一共是礼金6.6万元加买房买车。他同时表示，“这属于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况。”

“在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彩礼是10万元起步，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小安说，这几乎是现在本地农村结婚的“标配”。

据他介绍，当地农村还有很多讲究，比如礼金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紫色）钞票、1000张100元（红色）钞票，再加一把50元（绿色）的钞票，需要花费至少15万元以上。还有的地方讲究“三斤三两”，即用3斤3两重的、崭新的100元钞票作为礼金，一共大约15万元。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

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

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

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

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可喜变化

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

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

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

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

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7月2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

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 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