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是一部备受好评的电影，改编自同样有广泛影响的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的同名小说。
少女乔伊在17岁那年被一个叫“老尼克”的男人拐骗，囚禁在其后院的棚屋里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生下儿子杰克。他们被囚禁之后，从没走出过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无论是书还是电影，描写的都是母子俩从这小房间里出逃、获救、重生的故事。
镜头从杰克五岁生日醒来的早晨开始叙述。杰克在小小的房间里挨个与水池、浴缸、椅子们问好，带领观众随着孩子的视角走遍了这个特别的“房间”。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母亲内心的恐惧、焦躁与悔恨无时无刻不在，无法逃离的现实仿佛一张大网紧紧地裹着她们俩的希望。
在这绝望之地，在并不温暖毫无希望的房间里，母亲就是孩子认识世界的起点。
就像意大利经典影片《美丽人生》一样——“二战”期间父子俩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父亲尽最大努力让儿子相信这是一个游戏，于是这段艰难岁月里，孩子一直开心好奇地玩耍，没有受到伤害。《房间》里的母亲带着儿子做一切正常的事情，包括运动、看电视、讲故事、唱歌，使他相信这个“房间”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努力编织一个充满希望的童话世界，甚至连施害者“老尼克”提供的生活用品都是通过魔术变出来的。
把苦难与辛酸过成一种正常的生活，使之变的有趣味，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终两人逃出这个禁锢五年之久的房间。对乔伊而言，“房间”就是她一生的噩梦；而杰克的感觉刚好相反，他要回去看望“房间”，并且与之告别，因为在那里他被母亲保护的很好，那里没有痛苦的回忆。
走出那个房间很容易，修复被禁锢和被伤害的心灵很难。幸亏在那个房间里，母子两个人埋下了为对方遮风挡雨的种子。 就像电影中所说：在房间里你是我的全世界，走出房间也不会害怕，因为我们依然在一起。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有时候还很恐怖，但是没事，因为我们在一起。
儿童是未经社会制约的生命，他用我们无法彻底了解的方式在感受这个世界，用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在接受外界的刺激和回应。他有他自己因人而异的成长节奏和次序，不是我们可以准确预期和严格加以规范的。
我们会想到经典的棉花糖实验。
最早的“棉花糖”实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上世纪60、7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Walter Mischel 招募了600多名四岁的孩子参与实验。研究人员把他们带进房间，房间里放着一颗棉花糖。研究人员告诉孩子，自己有事情要离开一会儿，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孩子没有吃掉棉花糖，那么就可以得到一颗额外的棉花糖作为奖励，如果吃掉了，则没有奖励。结果，2/3的孩子吃了棉花糖。14年后，工作人员找到当年实验中没吃掉棉花糖的1/3的孩子作后续调查，他们发现，那些能够抵抗棉花糖诱惑的孩子，在集中注意力和推理能力上面的表现都比别的孩子好。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实验，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进阶版。
前者关注的只是孩子本身，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和人为的影响。
后来，罗彻斯特大学教授 Celeste Kidd，重做了这个实验。不过，在“棉花糖”实验之前，她将孩子分成A、B两组，同时让孩子们和她的同事一起画画，旁边放了一盒用过的蜡笔。一位同事会告诉孩子们，“可以现在使用旧蜡笔，或者等她去拿一些新的更漂亮的蜡笔”。几分钟后，A组的同事拿着新蜡笔回来了；而B组的同事空手回来，和孩子们道歉地说，“对不起，我记错了，其实没有新蜡笔了。” 之后，同样的情况又重复一遍，这次是许诺有新的贴纸，同样，A组孩子得到了新贴纸，而B组孩子再次得到一次道歉。经过这两次前期的“热身”后， Kidd才引入了“棉花糖”实验。结果非常令人震惊，A组（也就是成人两次都兑现承诺的那组）的孩子通过测试的比例要比B组的孩子高出四倍。
实验说明什么？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自控力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进阶版的实验里，大人的不同行为也成了两组孩子自控力表现的重要参考。当孩子身处一个信守诺言的环境，即使再小的事答应了孩子就会做到，那孩子也更愿意自控；可如果他们身处“出尔反尔，连哄带骗”的环境，那孩子就会失去对环境的信任，自然不会考虑自控的问题。
这会让我们反思常说的那句话，应该是“照我说的做”？还是“照我做的做”？显然，言传不及身教，道理不如示范。
你在告诉孩子要远离电视的时候，自己看着电视乐个不停；
你在告诉孩子要珍惜时间的时候，自己抱着手机刷个不停；
你在告诉孩子要天天向上的时候，自己躺在那里怨天尤人；
你在告诉孩子要管理情绪的时候，自己站在那里叉腰指责；
你在告诉孩子要尊重家人的时候，自己坐在那里冷言冷语……
你告诉孩子很多很多，生活起居、良好品质、学习能力…….把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修订版的《中小学生守则》，可是孩子做到的又有多少？扪心自问，父母首先做到的又有多少。
恰恰像一个广告语的反转版：我们说的很多，我们做的很少。
有年轻教师问我，如何在教室里培养集体读书的氛围？这是个并不轻松的工程，涉及到选择合适的书目，阅读的时间，评价的形式以及评价的结果等等。其实，在这貌似不轻松里也有一个暗藏的诀窍：教师率先读书，并且读的津津有味，引领示范。这一点极其重要。
女儿木子被允许可以看动画片以来，目前观看的是一集只有五分钟的《小猪佩奇》，一集一个主题，相互并不联系。从时间、内容、主题上的考虑，我们决定让木子每天看两集。我的考虑是与其一直控制，让电视成为她一个不能满足的需求，不如给她一个有约定的承诺，一起遵守。
事实上，很多道理一讲都懂，一说都明白，到了事情上则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宣布可以看电视的时候，木子激动的跳来跳去，亲了我一口。我们开始商量，一次可以看几集？一集太短，三集太长，两集正好。就这样说好了，我们击掌约定。前几次很顺利，到了两集结束的时候，尽管木子再不情愿，我都会关掉电视。她会问我，明天还能看吗？当然。
然后到了转折期。两集结束后，她或者抢走遥控器，或者以吵闹来表达情绪，但不管怎么样，我只会问她，观看之前的约定是几集？看着她的样子，有时会心软，有时也心疼，但想想如果破坏了承诺，以后再想遵守的可能性会困难很多。一件事如此，两件事也只能这样了。
习惯不仅仅是习惯，还是一种慢慢长大的能力。尽管还会不断回到质疑的阶段，大多数时间里木子会主动关闭电视。就像昨晚一样，关掉之后说，我们读书吧。
没错，看电视只是生活里的一件事而已。
从人的成长阶段来看，很多能力和习惯都是习得的。既然是习得，必然会有教育者，教师和父母自然是第一首选。如果这两个最先接触的对象并没有给予合适的教育，学生往往会被社会万象牵走。从小学会社会上的种种行为，这是极有可能的。
作为孩子周围环境最关键的主导因素，相信家长、老师会更明白我们就是孩子的环境这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