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战“疫”，我欺骗了妈妈

黄石市中心医院PICU  许杰霞

年前,我的家人就回老家过年了。因为疫情，道路被封，没办法回来，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黄石。

当我决定留在一线上班的时候，虽然有些害怕，可我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可能是我一贯乖巧听话，让他们相信了我说的我所在的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没有新冠病人。事实上，我们PICU从2月15号就改造成为ICU2病区，专门用于收治成人危重症新冠患者。

第一次进病房，穿着肥大的防护服走起路来，两个裤腿不停的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穿上防护服，不到半小时，我简直又聋又瞎：护目镜起雾，看东西很模糊，看电脑几乎要把脸贴在电脑屏幕上了。迎面走来一个同事，非得要走到我眼前，我才能看清他衣服上写的名字。一次性的帽子罩着我的耳朵，防护服的帽子盖着我的耳朵，别人对我说话我非得侧耳倾听才能听见。手上戴着三层橡胶手套，在电脑上打字也变得很笨拙。

一切看起来都如此麻烦。突然好怀念平时只穿护士服上班的日子。可这仅仅是开始，没过多久，我的耳朵就开始隐隐作痛，口罩的绳子勒着我的耳朵，好想用手把绳子往上调整一下，可是口罩是戴在防护服里面的，没办法调整了，只能忍着。慢慢的我的呼吸都不顺畅了，连着说几句话都要喘半天粗气。

我只能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那些身体上的不适才能不那么难受。终于等到下班的点，看见接班的同事，我从未如此激动过。

交完班，脱下最后一层口罩，走出缓冲区后，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我才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我呆呆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额头上留下一圈被一次性帽子上的橡皮筋勒出来的勒痕，被口罩绳子勒得发红变形的耳朵，还有压红的鼻梁、脸颊，闷出湿疹的手背，汗湿的衣衫，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好想哭。

下班回宾馆的路上，很难看到一个人，街道两边的商铺都关了门，小区的铁门紧闭，偶尔有救护车和警车经过，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如此陌生。我回想着上班时发生的事情，想着有没有交班漏交的，明天怎么解决口罩勒耳朵的问题，想着如何让手背上的湿疹好得快些，想着想着，就突然好想妈妈，可我没有打电话给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在ICU2上班一个多星期后，一天，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科室有没有收确诊的小孩。因为我之前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上班。妈妈还没说完，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我是不是露馅了，可是自从上班以后我也没发朋友圈，也没人采访我。我正疑惑着，妈妈接着说她在新闻上看见一则新闻，是我们医院儿科的护士长抱着一名确诊的患儿给他喂牛奶，问我是不是我们科室的。我的心才落下来，我跟她解释说，虽然那个小孩确诊了，但是病得不重，没有收到我们科室。

3月20日下午，ICU2最后两个患者转出去了，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战斗，我们科室的战疫结束了。虽然如释重负，但也五味杂陈，为痊愈出院的患者感到高兴，为不幸去世的患者感到惋惜。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他们还能好好的和家人一起享天伦之乐。也为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江苏战友将要撤回江苏感到不舍。

这一天，我打电话给妈妈，想告诉她，我一直在一线工作。电话打通那一刻，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开口。我对着电话“我、我……”说了半天，最后才鼓足勇气说：“妈，我们科室2月15号就改成了成人重症监护室，专门收治成人危重症的新冠患者，今天最后两个病人转出去了，我们科室出空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妈妈说之前几次问你你都说没有。我说以前都是骗你们的，现在好了，已经没病人了。我的妈妈本来就不善言辞，她叮嘱了我几句就挂了电话。

通完电话，我心里的大石头虽然落地了，但是心里却有点空，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我还以为会骂我为什么要瞒着她或者夸夸我。可是什么都没有。

没过几分钟妈妈又打电话来了，我的鼻子突然很酸，喉咙哽咽，眼泪顺着眼角偷偷的滑下来……